前言
“蕃官”一词频繁出现于宋代文献，概指非汉族的官员。蕃官是部落首领，也拥有宋朝授予的武阶官名。宋朝制定了一套蕃官管理办法，形成了特色鲜明的蕃官体制。蕃官在政治、经济上受到宋朝的支持，在属部中组织乡兵或蕃兵，为宋朝稳定边疆、抗御西夏出兵出力。
在与中央政府的权利互动过程中，在与边境汉族的杂居生活中，蕃官的文化倾向悄然发生变化。目前，学术界对蕃官、蕃兵、蕃部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王曾瑜、顾吉辰、刘建丽、任树民、安国楼等人从蕃兵组织入手，李华瑞、韩小忙等人从蕃部策略俯瞰，杜建录则从属户、蕃部切入，研究内容均涉及蕃官问题。
安国楼就蕃官的除授、承袭、迁转、待遇及其与汉官的关系等问题作了专门研究。近年来，佟建荣、胡旭宁、王道鹏等人也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有见地的学术作品。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研究多依《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为《长编》）等传世文献开展。
年，陕西省神木市发现一处宋代蕃官的家族墓地，考古部门发掘出一合完整墓志，即《高世忠墓志铭》。这是目前考古发现的北宋时期唯一完整的一合蕃官墓志，该墓志为宋代蕃官研究提供了鲜活的材料。
据志文知，高世忠（—年），字卫臣，麟州俄尔族党项。其第四子高永年是北宋晚期的骁将，《宋史》有传。高世忠先世三代为麟州义军都军主，其本人凭借军功，从无品殿侍逐步迁转至内殿承制兼门祗候。高世忠父祖三代均为义军都军主。“义军”应即麟州义军，史有述及，但并无详细史料。
大体而言，义军属乡兵性质，是宋朝四类军制之一。所谓“乡兵者，选自户籍，或土民应募，在所团结训练，以为防守之兵也”。乡兵由汉、蕃混合编制而成。麟州义军出现的时间，史无明载。
大中祥符二年（年），宋朝“始置横阳、神堂、银城三寨，皆在屈野河东，以衙前为寨将，使蕃汉义军分番守之。又使寨将与缘边酋长分定疆境”。此处出现的“蕃汉义军”应即麟州义军，“横阳寨”即今陕西省神木市店塔镇的横阳城。
高氏家族墓地紧靠麟州古城，西北距横阳城10公里。结合真宗朝宋夏关系的发展看，麟州义军组建的时间不晚于大中祥符二年。“麟州义军都军主”这一职名，说明高世忠家族早已内附宋朝，但“都军主”只是义军的头领，并不是正式官称。高世忠的官职，是在宋夏关系的发展中凭借军功而迁转的。
宋宝元元年（年），元昊建国称帝。为谋求宋朝的承认，他在宋康定元年（年）发起延州战役，于三川口（今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高桥至兰家坪一带）大败宋军。宋朝西北边防局势骤然升温，麟府路也加强防御，严密防范。府州知州折继闵当年五次率兵出界，讨击并塞党项部族，紧张局势可见一斑。
《长编》载，当年六月，因元昊在“河东路伐林木”，宋朝特意于岚石州（今山西省吕梁市岚县、离石区）沿黄河一带设置都巡检使，防范敌军渡河。岚石州黄河西岸是窟野河、秃尾河、葭芦河、无定河流域，但只有窟野河流域属于宋朝河东路。
据此判断，元昊“伐林木”准备渡河的行动，当在麟州窟野河一带。这应是当年折继闵频繁出界的原因。高世忠首次参战，“从将领讨荡穹庐”，应当与折继闵出塞的军事行动有关。只是他功劳甚微，仅补义军副兵马使——一个低级军职名，可以领取一定的月俸。
宋庆历元年（年）七八月间，元昊率兵直逼麟州、府州地区，包围麟州城和府州城，攻陷丰州城，攻破建宁寨、宁远寨，劫掠沿边党项部族人口和财物。志文所谓“明年，羌人犯边，鼠窃狗盗，日夕不暇，君应卒驱逐，屡战屡胜”，指的正是元昊此次兵围麟府的历史。
麟府二州州城依山阻河，坚固异常。宋军依托有利地形，顽强奋战，坚守待援。俄尔族地近麟州城，应入城避乱。25岁的高世忠在麟州保卫战中战绩平平，再次补义军副兵马使。西夏军撤围后，河东路选募土民为强壮，以时训练，与禁军参用。
高世忠“胆勇知向导”，应募“求索虏情”，成为一名军事情报员。随后，他捕获一名西夏部落的首领，升为本族军使、补副指挥使。“本族军使”应是授予他的在俄尔族中的职名，“副指挥使”应是授予他的在麟州义军中的职名。按照宋朝官制，没有加兼官阶，高世忠依然没有正式入仕。
自庆历和议后，宋夏关系表面平静无事，但双方围绕边界问题展开局部争夺，特别是在田腴利厚的窟野河西岸。宋嘉祐二年（年），宋夏在麟州发生了一次颇有规模的激烈战斗，即“断道墕之战”。
据志文，高世忠曾预报军情并参加了此次战斗。宋夏在麟府的边界，本以唐末五代时期麟州与银州、夏州的界限为基础。李继迁抗宋之前，麟州边境尚西距窟野河七十里至百余里不等（大约在今秃尾河流域），宋朝在河西设有浊轮、军马等寨。
宋咸平时期，河西诸寨尽失，宋朝不得不于窟野河东麟州城南北增设横阳、神堂、银城三寨，沿河防御。宋朝此举无疑是将窟野河以西的土地弃守不顾，西夏人则得以不断东进，持续侵耕窟野河西岸的土田。庆历和议后，双方再次划界。
宋庆历五年（年），麟州知州张继勋请以大中祥符二年所立之境为定，即令西夏退回到秃尾河流域。西夏不愿退出侵耕土地，扬言马足所践即为其土。国相没藏讹庞当政时，公开把窟野河西岸的土地当作私产。
宋将贾逵巡边，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明确奏报。宋嘉祐二年，河东路经略使庞籍决定认真对待西夏侵耕一事，派副手司马光前往核查。西夏以武力威胁，没藏讹庞亲自领兵驻扎在窟野河西岸护耕，但因国内政敌捣乱，没藏讹庞不得不暂时撤兵。司马光到麟州“至河西白草平，数十里无敌迹”。
麟州知州武戡、通判夏倚又在河西筑一小堡。此情此景，给宋朝造成一种敌兵虚弱的假象，宋朝准备在州西二十里左右增置二堡。将志文与《长编》对比发现，高世忠入仕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参加断道墕之战而立军功。
二者记录的断道墕之战基本一致，偶有不合。唯需注意者，高世忠是否即《长编》所记的“诇者”。判定这个问题的困扰在于，二者所记的有关内容清晰度不一。《长编》载，诇者报“敌屯沙黍浪，亘十五里”，信息清晰明了；志文仅以“君先赜见其实，入报郡将武御带”一语带过，内容模糊。
首先，高世忠在断道墕之战的十五年前已经应募为宋军的一名情报员，其身份即“诇者”。战斗中，高世忠“力战愈坚，连中流矢”。战后，“经略庞丞相多君探报之审，以状叙劳，特露囊封，乞赐殿侍、充本族巡检”。此点显示，河东经略司为高世忠请功的原因是他在战前提供了准确情报。
这从本质上反映，高世忠就是《长编》中所记载的“诇者”。其次，志文与《长编》各自记载的情报提供时间是一致的。志文明确记载高世忠汇报西夏军情是在郭恩出兵前；《长编》的记载虽不明晰，但能辨出是在郭恩作出出兵决定到当夜出兵之前。
再次，志文与《长编》各自记载的参战人员与战斗过程大体相符。《长编》记载，参战人员有麟府路军马司管勾将领郭恩，麟州知州武勘，麟府路走马承受、内侍黄道元。此三人，志文记为“郭侯”，“郡守”“武御带”，“黄承受”。
墓志属私家记录，用词多用尊称、官称，避讳称名。郭恩是主将，故称“郭侯”；武勘当时的官衔为“知麟州、六宅使、带御器械”，故称“郡守”“武御带”；“黄承受”者，称姓和官职走马承受。
相形之下，《长编》记载的战斗经过较志文更完整，只是隐去了关键的“诇者”姓名，志文则强调宋军不听高世忠之言而导致了惨败的结果。二者的差异反映的应是私家记载和官方史书记载的出入。断道墕之战后，宋朝追究责任，麟州知州武勘被除名，江州编管；司马光得益于河东路帅庞籍的保护而幸免处罚。
对于高世忠来说，最重要的是庞籍为他奏功，保举他，“乞赐殿侍、充本族巡检”。“殿侍”是一个无品的杂官阶，但高世忠总算在宋朝冗长的武职官系统中排上了队。此外，“本族巡检”这一官职已不同于高世忠的父祖此前依照部族体制而继承的首领，是宋朝正式任命的部族行政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