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形势持续好转，但全球疫情正处于大流行的阶段，就像比尔盖茨所说的：此次疫情将重新定义这个时代。本着以史为鉴的想法，我们从历史资料中去发现宋代传染病发生的一般规律，揭示国家和社会在疫病中应对中的互动关系，进而更加深刻地理解国家、医学和社会发展的关系。
一、宋代疫病的种类及其特征
在《清平乐》第12集中，梁元生回到家才发现母亲带着弟弟去了聊城，母亲和舅舅都感染了正在流行的喉痹去世了，弟弟梁怀吉却被狠心的舅母卖到了宫中当了小太监。
事实上，从宋代官修医学著作《太平圣惠方》、《圣剂总录》中记载的疫情分类来看，不单单是喉痹，在众多疫情中还包括了伤寒、温病、瘴气、痢疾、瘢痘疮（天花）等。
疫病形成的病因多是气候反常，如冬节过暖、酷热、湿雾痒气、春季反寒，以及各种人为因素（如滥砍滥伐森林、过渡开垦草原、滥捕野生动物等导致的生态环境破坏）引起。其主要特点是
1，是传染性强，易于流行
2，是和一定的地域或气候因素有关
3，是发病急，病情多重
4，是流行区域内发病症状多较相似
据医学家庞安时在《伤寒总病论》卷4《班豆疮论》中记载：
“近世此疾，岁岁未尝无也，甚者天枉十有五六……小儿多染此患”
由于文献记载简略，大多数疫病的内容和特征难以清晰描述。但是我们根据现代医学的研究，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为其三个必须具备的条件，这个条件对宋代历史上的疫病同样适用。
二、人口密集的黄河治理地区、帝陵修建区、学校和交通发达地区，都是造成疫病的产生和蔓延的根源
北宋中期，黄河在河南省、河北省相继决口，为北宋北方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不便。宋政府为了加强对水利的管理，在黄河其他河段派河兵加以监管，而且组织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治理黄河。因此，黄河岸边聚集了大量的民工，加上夏季雨水不断，很容易引起疫病的发生。如元佑三年()四五月间，京西北路、开封北部、河北东路一带修河场所的民工中间发生了疫病，造成了大量人员的死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载：“盛夏若疫，病死相继，使者恐朝廷知之，皆于垂死方归本郡，毙于道路者不知其。”
中国古代的帝王在其生前和死后都要修陵，因此陵墓区也是人口密集的地区之一疫病在此传播也更加容易。学校也是人口聚集较为密集的地区，因此疫病在学校中也是极易发生并且快速传播的。在防疫、检疫措施不很健全的宋代，交通的发展有时也会促进疫病的传播。
元佑四年（)三月，两浙路杭州（今浙江杭州）发生大旱，随之饥疫流行。宋史苏轼传记载，杭州知州苏轼亲自指挥了这次疫病的防治工作，并取得了明显成效。
三、战争与军队中的疫病流行
战争会引起大量人口的死亡，大量因饥饿、战争、疾病而死的尸体不能得到及时掩埋，疫病的发生和蔓延便成为可能。同时，战争引起的人口流动，会将疫病从一个地方向众多的地方传播。
荆湖南路（今湖南）经常发生少数民族叛乱的问题，频繁的作战使其成为宋代瘴疫频繁发生的地区，尤其是“夏秋之交，漳病为虐”。有意思的是《清平乐》第十集中就有朝议广南瘴雾的描述
宋史的确记载：景佑三年二月，宋政府“以广南路兵民苦瘴毒”，“为置医药”。
《资治通鉴长编》中记载：庆历四年()夏天，荆湖南路少数民族发生叛乱，宋政府紧急调发军队前去镇压，“方夏瘴热，罹疾者众”。包拯在分析这次军队染疾的原因时说：“缘北人乍到，不培风土，多染瘴疫之疾。”
这些充分说明：瘴疫在宋代是传染性强、病死率较高的疫病之一，与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疫病一经发作，不仅蔓延快，而且病情重，尤其是北方军队初次到南方，在不适应气候和水土的条件下，更易患上这种疾病。宋人在疾病之前冠以“瘴”字，说明这种疾病的发生率是很眼中的，宋朝人对此充满恐惧。
两宋时期。宋辽、宋夏、宋金、宋蒙之间的民族战争和宋王朝的统一战争及频发的农民起义，都造成了大规模疫情的发生。
战争不仅加速了人口的流动、民族的迁徙和融合，而且常常伴随着疫病的发生。虽然两宋时期战争的性质和规模不尽相同，但常有疫病的发生和流行。更为严重的是，战争不仅加速了疫病的蔓延和流行，而且因为疫病流行的因素而直接影响到战争本身。
四、宋代政府对疫情的认识和态度
鉴于疫病对社会的巨大破坏作用，中国政府对疫病均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预防措施并取得了显著成效。那么，宋代最高统治者皇帝和朝中大臣对疫病是如何认识的呢？
宋代皇帝、政府、官僚士大夫对疫病的认识及其变化，可以从雍熙元年宋太宗与赵普的一段对话及宋神宗时期张方平的奏章中看出。
《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记载：雅熙元年（)九月，宋太宗与宰相赵普有一段详细地对话，表达了宋代最高统治者对于疫病的认识和态度。雍熙元年岚州（今山西岚县）献一角兽，徐鋐等认为是祥瑞。
宋太宗认为：“珍禽奇兽，癸益于事。方内人宁，风俗淳厚，此乃为上瑞耳。”他对宰相赵普说：“今岁西成，四方大稔，人民亦无疾疫，皆上天垂佑所致，当与卿等力行好事，以答天意。”
这是宋代皇帝首次将国家统治与疫病流行联系在一起，反映了宋代皇帝开始用儒家“仁政”思想来认识疾病。端拱元年（)春正月，宋太宗作《东郊籍田诗》赐近臣，再次表达了宋代最高统治者关于国家统治与疫病关系的认识。
他认为：“国之上瑞，惟丰年尔。自累岁登稳，人无疾疫，肤求治虽切，而德化未洽，天赐若是，能无惧乎？”这就是公开将疫病救治与儒家教化联系在一起。
如果说宋太祖还停留在虚头巴脑的“天降祥瑞”，用从儒家伦理教化中“祭天”这种走形式般的应对措施去防治疫病。那么宋神宗在王安石的影响下已经向“明君”靠拢，熙宁八年三月己亥，宋神宗《限恤沂州淮阳军御批》清楚地表达了这种思想。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载：熙宁八年三月]已亥，上批：“沂州、淮阳军灾伤特甚，百姓不惟阙食，农乏谷种，田事殆废，粮食绝望，纠集为盗，实可乔悯。若不优加限恤，恐转致连结群党，难于携捕，陷溺良民，投之死地。可速指挥。”
在宋神宗看来，如果对各种灾害包括疫病限恤不当，必将会引起民众的暴乱。对于统治阶级来说，这是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
宋代最高统治者认识上的这一转变，在官僚士大夫中也有所反映。熙宁七年（),王安石对淳化四年至五年发生在川峡地区的王小波、李顺起义的原因给予了新的解释，他清醒的意识到政府对一切自然灾害包括疾病救济的不当，是造成宋初四川地区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他将责任归咎于当地政府不作为。
熙宁十年（)冬十二月，张方平在向宋神宗的奏折中也提出了“饥疫之后，所在盗贼逢起”的主张，再次将疫病流行与国家政权稳定紧密地联系起来。王安石、张方平的认识和态度，明显地跟此前宋太宗、邢禺的看法不同，他们是将疫病作为重要的政治问题来看待的。
朝廷的应对方法是：遂诏京东东路转运、提举司发常平钱、省仓米等第散给，及贷以和买绢钱；孤贫户听差待阙得替官就乡村依乞人振济；道殖无主，官为收敛之。
由此可见，疫病流行后政府若是不采取救济措施将引起民变的观点成为北宋中期以后宋代君臣的普遍看法。朝廷采取的是官方赈济和民间赈济共同管控、联手防治的办法，已经非常接近现代处理疫情的办法了。
而电视剧《清平乐》第二集中，导演借晏殊、范仲淹的对话，将王安石派太医问诊、抄写药方、派发药材、详查灾情以供民生所需的一系列应对措施套用到了仁宗的身上，要是仁宗当时真有这么清醒的头脑和方法，简直就是不是“仁君”，而是圣君了。
白羽点评：疫病的传播需要一定的人口规模和人口流动，而这些都需要社会经济的发展作为基础。宋代是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最高峰，经济的发展不仅有利于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和身体素质，从而增强疫病的免疫能力，也有利于建立和发展国家医疗救济机制。
从宋代历任统治者的应对措施可以看出，疫病造成的死亡恐惧迫使宋代逐步确立了以政府为主导的疫病应对体系，它使各级政府逐步介入并承担疫病应对的职责，从而改变了宋以前应对疫病主要以社会力量为主的局面。
国家在疫病应对过程中，扩大了政府的职能、部分转化了政府的理念，是宋代政府强化地方统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在应对疫病的过程中，更多的干预了民众生活，从而使国家的力量深入到传统官府从未到达的层次。使国家和民众、个人和社会从科学的角度联合应对与扑灭疫病变为可能。